第十一届中国—东盟教育交流周帷幕已徐徐开启,如果要找一个从头至尾的亲历者、组织者、参与者、见证者,或者说,找一个对这一重大活动抱有最深情感、投入最大精力、期待产生最好结果的一个人,他是刘宝利。

刘宝利今年65岁,这个年龄已经是在家颐养的年龄,可他因为交流周,这些年一直在奔忙,并且可能还将持续下去。

刘宝利退休前是教育部国际司巡视员,国际司主办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有很多,但他投入交流周的时间最长、情缘最深。

这样的精力投入和情感投放,刘宝利自己也未曾料到。他记得2008年第一届交流周,记者问为什么是贵州时,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忙中作答说了三个原因,一是贵州是少数民族省份,多彩文化魅力与东盟相近相通；二是贵州教育对外开放的潜力和空间都比较大；三是贵州的生态和气候优势明显。

这个官方解答完整又完美,但他坦言:“其实,当时我自己心里也犯嘀咕,也有这样的质疑,为什么是贵州?可11年走过来,我觉得就应该是贵州。贵州作为交流周永久举办地,用实际行动、实在业绩,让所有担心如风中纸屑般消散了。”

说起教育,刘宝利有感性的一面:“教育让人柔软。我在贵州认识的很多领导和朋友,让我对贵州心生敬意,对交流周难以割舍。”
他说贵州省的领导,从第一届起就亲力亲为,每次到北京都挤时间与他商谈交流周各项事宜,让他感慨颇深。

2015年才相识的贵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任康民,进入角色之深,工作作风之踏实,特别是“一带一路”“云上丝路”等项目活动中,从他身上看到贵大团队的专业与专注。

提起去年遵义师范学院举办的东盟汉字听写赛,他骄傲地说,那么一所在省内都不算起眼的学校,居然把舞台设计得那么炫丽,环节组织得那么精妙,活动举办得那么高端,贵州教育打开大门后发展的加速度。

当记者问及这十一年当中,最令他感动的一个人时,他神情凝重地说道:“糜丹。”

糜丹是省教育厅国际交流处一位年轻的处长。她所写的每一份文案都是高质量的,所经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完整的,所接待的每一个人都是周到的,通宵工作是常态。“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她经常看见凌晨三四点钟贵阳的天空；毫不夸张地说,她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。”

说到这里,刘宝利抑制不住地流下热泪,语不成调地告诉记者,因为过度劳累,糜丹前年病倒。

十年中,他奔走穿梭于外交部、教育部、贵州省政府之间,搭舞台、建友谊、推项目,使中国—东盟教育交流周由单一的教育交流平台,扩展为集外交、教育、民族民间文化、企业往来的综合性国家级平台,这其中桩桩件件都有他的心血和心力。

他像个不知疲倦的使者,依然为交流周奔走在国内外各个教育机构之间,想尽一切办法推进务实合作。“无论我走到哪里,参加任何一项活动,我最后的结束语一定是,我代表贵州人民欢迎你们到贵阳参加中国—东盟教育交流周。”

说这句话时,他脸上充满笑意,眼眶却再一次湿润了。